對於網絡社群平台的發展，逐漸讓生活大小事都被捲入了媒體百家爭嗚的舞台。但換位思考，現在的社群網絡與新媒體只不過是逐漸取代了以往電視、廣播的一部份功能。當每個人吸收和輸出的資訊被放大，要從中突圍而出，需要深入關注的更是自我行銷的能力。不論是放在交友上、工作上，溝通上，甚至政治上無一不是。
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由少數增長成多數，稀有變得普遍，最終的目的都是以人為本。從過去我們鮮少有在電視及媒體上曝光機會，到現在每個人都喜愛著在網絡上喊話的權利，皆是如此。而線上交友這件事是無中生有的嗎？我們是否能夠從現在政治網紅化的熱潮中找到端倪呢？
網紅政治化可以說是現在新媒體發展而牽起的副作用，導致了過去與現在形式上出現了多面向的分裂。雖然我們與政治人物使用社群媒體的出發點可以有異，但相比起我們追求，政治人物更需要把握著這潮流吸引選民目光，並且保持新聞價值。無可否認地，大眾媒體總是對政治產生重要影響。
在1930年代期間，政治候選人仍需要到選區進行競選演說。然而電視媒體的興起，令競爭及曝光的方式變成了博取媒體版面焦點。從以往的經驗來說，使用媒體帶風向的確造就或影響著重要的選舉結果。同時，不少的候選人會到節目上宣傳自己與政黨的政見，但在電視上曝光的「黃金時間」內，個人魅力、談吐及舉止的呈現更是會被考慮的重點，甚至比起一般地演說政策內容顯得更重要。當政治人物與網絡，媒體，名人的距離拉近，更會出現「名人背書」的現象。
「名人背書」在國內外皆是常見的競選策略，但至今在學界中仍未有對背書的效果有肯定的答案。但O’Regan以調查法詢問大學生選民對於名人、政治人物及家人朋友背書的信任度比較，則不易相信名人背書的資訊。但相對地，如果對象是獨立選民，一般市民或名人的背書效果則會優於政治人物。但從台灣的名人背書個案來看，名人背書的表達方式和名人的形象也會影響到其效果的呈現。因為當背時是採用高水平論述是可能會令本身立場對立方的接受者由抗拒轉變成反思及思考其抗拒的理由。因而背書的效果仍然難以有絕對正確的答案，但卻對政治宣傳上打開了新的途徑。
從報紙開始，以前報社的意識形態會偏向遊走在中間路線，因報社關心的部份大多是流通率與廣告，不希望引人不滿或刺激到某一部份的群體。另外還有廣播、通訊社等。但在社群網絡的興起，媒體的中立性續漸褪色，反而偏向針對吹奏某一立場，或是打擊對手立場。不但失去了中立的意見，更產生內容農場現象，令其新聞及廣播的被重視性受到影響。但唯一不變的是，自新聞及媒體的出現，他們的確成為了新的意見領袖。
雖然網絡的管道很多，但電視目前來說還是最重要的宣傳途徑之一，因年長者對的資訊吸收的管道平均比年輕人來得少，而電視則是最親民與沒有門檻的形式，但現在也越來越受到質疑，除非是新聞直播。不然我們或應將這種種的電視新聞稱作媒體事件，即事先被計畫好並有企圖地得到新聞效果的事件。這不代表新聞都有假的成份，而是政府或民眾對媒體的認識度有所提高。大家都明白媒體能夠為他們帶來的好處。如政治人物要到那裡出參訪，或是遊行示威者需要電視媒體的力量得到國際上的迥響。
但電視新聞上的資訊難以達到報導事件的全面性，不但時間上只限制在幾分鐘內，而且在剪接上、照片選擇及標題的取決上也很容易透過這樣的方式帶風向。當對同一事件以不同標題的形式報導，都間接地帶給了接收者偏頗的資訊或作者偏好的內容，利用誇張的標題與特別的字眼作為行銷的策略，學術上稱作「誘餌式標題」，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標題黨」。因而新聞只是對事時初步的吸收，其背後的真相或更深入的觀察，需要靠自己對真相追求的慾望。雖然新聞並不是分析事件的最好途徑，但我們仍需要靠著不同頻道的比較歸納出多方的觀點，畢竟現時單一的電視媒體並不能盡信，而且經營著自己特色的觀點與角度。